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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销量100万台在手机行业中只能算是及格水平。即便是锤子科技这样的小厂，2017年手机销量也超过了100万台。从小米主要的竞争对手来看，华为无论是5000元的mate系列还是P系列，单款手机销量都在千万量级；OPPO和vivo的爆款R11和X20的平均价格都在3000元左右。

去年开始，深圳政法系统经历了一场动荡。今年4月10日，广东省纪委监委对外通报称，深圳市委原常委、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李华楠被双开，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去年9月4日，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，依法对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原党委副书记、第一副局长何帆（副处级）提起公诉。李华楠和何帆都曾与余智晟共事过。

不仅如此，当初在HOMS系统被切断之后，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分仓管理、盯盘、策略、量化等需求只能依靠券商方面的自制系统完成。券商为场外配资提供便利显然是违规的，但券商却可以通过为合法主体提供分仓管理工具，以达到转嫁合规风险的目的。如今，配资公司会以私募机构身份在券商处开户并使用其资管系统，前端再将该系统开展配资业务，后端则导入私募账户或签订私募合同，部分业务并非直接通过系统接入，而是通过页面指令分仓，从而达到规避监管风险，将风险转移至私募基金主体的目的。

亚当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，甚至在《道德情操论》里也讲到道德和私利。互通有无，交换的市场，即便两个自私的人，交换也是为了让对方好才能进行。“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，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。一般来说，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，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，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，个人的利益，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目标，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。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，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，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大。

时至今日，中国还没有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，不过“个人破产制度”在去年就破冰了。去年10月24日，最高法的工作情况报告建议，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。当时，最高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杜万华指出，我国应当建立个人破产制度，主要原因有三：从维护企业法人有限责任制度的科学性考虑；从有效推动以自然人为特征的市场主体制度的完善入手；从彻底解决执行难的角度出发，从维护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性着想。

□伯扬（媒体人）责任编辑：余鹏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指出，在没有长效机制且不能判断泡沫是否已经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采取短期抑制措施，这是行政手段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泡沫，不会有大崩盘和大危机。根据樊纲的观察，近几年，中国储蓄率一般高于40%，其中有几年高于50%，我们已经成为低收入高储蓄国家。现在老百姓手里有一大笔钱，但我们的资本帐户是受管制的。如果房地产市场一旦放开限制，需求仍然是很强烈的。如果炒房和投资的需求过大，房地产市场又会形成一种泡沫。